Google X——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奇葩的科技圣地（二）

2017-10-19

四、发明创新

技术是相当凶悍的，需要团队合作和极度耐心才能掌控。但是，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技术还是难以取得成功。这就是为什么创新很困难，让创新走上商业之路难上加难，而开拓创新，并让它走上商业之路（就像Google X期望的那样）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孕育早期科技革命的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和帕洛阿尔托研究所（Xerox parc），在苦苦探索之中学习到的教训。贝尔实验室是二十世纪中期世界领先的科学组织，从1940到1970年，该实验室发明了太阳能电池、激光等一系列高科技，当时美国市场9%的新型通讯专利都归功于它。但是，它并没有让专利走向市场。当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垄断了整个通讯市场，贝尔实验室想要进入通讯市场，可谓非常之难。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贝尔实验室的黄金时代终止了。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另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打下了私人计算机的根基。从鼠标到光标，在从光标到Windows应用，所有这些与计算机有关的一切，几乎都是从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诞生的。然而，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并没有满足于自己几万亿美元的光辉成绩中。1979年，在我们现在说的硅谷，一位二十岁左右的的年轻企业家开始意识到：他能将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计算机，变成集成的台式电脑，这个人就是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

创新者可谓是科技进步历史中的英雄，毕竟他们的鼎鼎大名和品牌Logo现在已经无处不在了，影响力非常之大。然而，除了诸如托马斯·爱迪生爱迪生和埃隆·马斯克这样耳熟能详的名字，大部分的发明家我们都不认识。现在的我们，清楚地记着那些盈利几十亿的初创公司和成就斐然的企业家，却忘却了那些发明家的名字。他们成就了这些初创公司和企业家，他们是无名英雄。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美国本土市场的生产率增长开始减慢，这让经济学家们很困惑。其中之一的解释就是：劳动力正在变老，这就产生了新的垄断。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经济学家约翰·弗纳尔德（John Fernald）曾表示：我们不能阻止创新突破。他指出美国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增长率下滑，但是在1995年到2004年期间却是个例外，因为这个时期，美国经济开始关注信息科技和互联网。弗纳尔德告诉我：“经济出现波动是非常正常的，信息科技浪潮带来了许多丰硕成果，而我们已经摘到了所有唾手可得的果实。”

美国经济持续不断地获取因信息技术突破而带来的福利，即使一些突破已经诞生了将近50年了。但是下一次的科技突破从何而来？联邦研发经费支付正在下降（上世纪六十年代将近12%，现在只有4%左右），一些分析师认为是美国公司填补了这个缺陷。但是公共公司并没有真正投资实验项目，它们的项目经费更加偏重于开发，而不是研究。大约在两年前，美国杜克大学的一项研究调查显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型公司“搬走了很多科研项目”，带来的只是短期创新的成功。

美国科研成果的下滑，隐藏着令人担忧的信号。2015年，麻省理工大学发表了一篇关于过去杰出科学成就的报告，包括宇宙飞船在彗星上的第一次降落，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 particle）的发现，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的创造。但遗憾的是，没有哪一个成就是由美国主导的。前两个是一支欧洲团队十年的成果，而第三个的超级计算机则由中国打造。

麻省理工大学指出：过去几年的商业突破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十几年前的发明创造，其中大部分的发明创造都是源自政府。从2012年到2016年，美国是世界上的首要原油出口国。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水力压裂实验，而水力压裂实验则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石油危机后，美国政府对于钻井技术的投资。而最近新型抗癌药物和治疗方案的诞生，则可追溯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的“抗癌战争（War on Cancer）”。然而，报告指出：美国在超过12个领域的研究正落后于世界，包括机器人、电池和合成生物学。报告作者写到：“随着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美国公司的基础研究实质上变得越来越少，甚至消失了。”

同时，一些研究项目也面临着被美国联邦政府解散的危险。白宫今年的财政支出将18%（58亿美元）用在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其为疾病研究投入大量资金，但解散了气候变化科学项目和美国能源部的分部之一：美国能源高级研究计划署。

川普政府似乎永远都觉得私营企业能更好地带来颠覆经济的科学技术，但这种观点是有悖于历史的。互联网时代的几乎所有部分都依赖于由政府支持的科学家和实验室。电子硬件的基础单元晶体管是由Bell Labs发明，它就是政府垄断的产物。第一代互联网模型也是由美国政府的下属机构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开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的几名科学家从帕洛阿尔托研究所中得到计算机的启发。

《创意工厂，贝尔实验室的历史》（The Idea Factory, a history of Bell Labs）一书的作者乔恩·格特纳（Jon?Gertner）?表示：“今天，我们仍然存在着一种误解，那就是科技的巨大进步来自于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公司。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公司非常擅长将现有的科技突破与用户的需求结合起来，但是这些突破来自于一群好奇的科学家和他们发明的专利，而不是这些急于把技术变现的公司。”从这个层面来说，Google X只关注发明创造的纯粹品质是最值得钦佩的的品质之一。即使它招来了很多非议和批评，它的平静和耐心却最为弥足珍贵。

五、问题，再一次出现

特里萨·阿马比尔（Teresa Amabile）是哈佛商学院教授，同时也是《进步原则》（The Progress Principle）一书的联合作者，她认为，任何从事高风险项目、且获得成功的组织都需要具备五个基本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失败价值”，这是一种意识，认知到“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是学习的机会；第二个特征是心理安全，这也是许多 Google X 员工提到的一个概念；第三个是多样化的背景、观点以及认知风格；第四个，或许也是最复杂的一个，就是要专注于提炼问题，而不是仅仅去解决问题；有时候，可以回过头去看一看，那些组织正在尝试解决的问题，是否真的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都是 Google X 在构建企业文化的时候，自我意识中关注的特征。

第五个特征，是唯一一个 Google X 无法控制的，那就是来自企业总部的财务和业务自主权。这也导致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如果 Google X 不能创造出下一个谷歌，那么其母公司Alphabet 还会支持Google X多长时间？

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是谷歌联合创始人，他们都表达了自己对Google X的深切喜爱。佩奇曾经说过，他的童年英雄之一就是塞尔维亚裔美国人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正是他所做的大量实验，为空调和远程遥控的出现铺平的道路。在2008年的一次采访中，拉里·佩奇说道：“特斯拉是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但这又是一个非常非常悲伤的故事。因为他无法商业化任何东西，所以他几乎没有钱去支持自己的研究。所以，你必须向爱迪生学习，让要你的发明能够真正融入世界；你需要要去生产、去赚钱。”

九年后，当年拉里·佩奇在采访时所说的话似乎是对Google X的一个“反讽”，因为Google X并没有创造出什么营收，所以它更像是特斯拉的实验室，而不是爱迪生的工厂。事实上，笔者从来自硅谷的创业者和学术界所听到的对Google X最多的批评，就是谷歌对它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但至今仍然没有产生出任何一个“重磅炸弹”。

有几项Google X实验已经有效地纳入到了谷歌公司。比如，Google X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代号为“Brain”，现在正在为某些谷歌产品（包括搜索和翻译软件）提供支持。而即将来临的“重磅炸弹”可能暂时会被谷歌隐藏起来：今年五月份，知名投行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告诉投资者，Waymo 是 Google X 孵化了七年的自动驾驶汽车公司，市场价值高达700亿美元，超过了福特和通用汽车。但是无人驾驶汽车的未来——包括他们将如何工作，以及谁将拥有他们——目前还是不确定的。不过，全球汽车市场每年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而Waymo或许代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无人驾驶汽车技术。

不仅如此，Google X 还可能会以一种与自身利润或亏损无关的方式，使其母公司受益。尽管谷歌拥有“可爱且鼓舞人心的吸引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谷歌已经是一家成熟的公司，今年其业务收入可能会超过1000亿美元。谷歌的核心业务增长速度很快，因此也需要大量执行普通工作的销售人员和市场营销人员，例如向保险公司兜售搜索关键字。这些工作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硅谷不断变化的舆论环境，以及大多数人和企业所做的事情之间，依然存在较为突出的差距。Google X给企业内部和外部都发出了一个信号，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仍然在继续他们所创立的理想主义——虽然现在谷歌已经变成了一家广告公司。一些商业领域的学者认为，谷歌对于搜索广告市场的统治是非常全面的，应该被视作为垄断。今年六月份，欧盟对谷歌处以27亿美元的高额反托拉斯法罚款，因为他们认为谷歌正在以牺牲竞争对手的速度推广自己的购物网站。Alphabet公司则自认为是一个仁慈的巨人，可能会尝试使用Google X旗下的更多项目，同时也愿意分享这些项目成功来丰富人类发明，就像AT&T 和贝尔实验室一样。

所有这一切，也意味着 Google X的软利益和理论估值也只能到目前为止了；在某些情况下，Alphabet 公司必须确认 Google X 理论上是存在失败的，同时他们研究的理论、实验和发明是否真的能在实践中应用也尚待验证。在经历了理想主义之后的谷歌，我仍然想知道Google X是否能够继续坚持“登月”项目，因为这样很容易错失产生最有价值产品的创新。我曾问过“登月队长” Astro Teller 一个恶作剧般的问题：想象一下你身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参加一个快速评估会议，有人说他想按照影响力来对每个网页进行拍卖。他会支持这个想法吗？Teller 看穿了我想表达的意思：我指的是PageRank，这个软件最后发展成了如今的谷歌。他说道：“我愿意相信我们最终会继续走下去，去探索‘PageRank’这样的技术，但是，我们也有可能说不。”

紧接着，我又问了他另一个问题：想象一下，假如现在是2003年，一个Google X员工提出数字化大学关系网。很明显，我暗指的是Facebook公司，也是谷歌公司现在数字化广告领域里最大的竞争对手。Teller 表示，他很可能会拒绝这个提议。“我们不会走一条营销硬路径，或者去了解人们如何获得约会和联系，”他停顿了一下，“显然，Facebook公司正在做的就是这些东西。事实上，他们所做的是关于连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真正去解决技术上的困难和挑战。”

Google X兼具了解决重大问题和构建下一个谷歌的双重任务，在Teller看来，这两个目标是紧密一致的。而Facebook公司则是谷歌在广告和财务价值平台领域里的主要竞争对手。Facebook所做的并不是“登月”，恰恰相反，他们是一小步，然后再是另外一小步、一小步地去探索。

对于现代创新态度而言，的确，人们都在追求快速产品迭代和利润，但这恰恰是Google X抗拒的东西。不管是更好还是更糟，对于越来越多的新技术酝酿期而言，它其实是一种欣赏。

约翰·弗纳尔德曾对我说，技术就像是一棵参天大树。但是多年以来种植“创新种子”和收货商业创新的“果实”则需要的完全不同的技能，也常常被不同的组织和企业所掌握。约翰·弗纳尔德说道：“实际上，我并不认为Google X是播种机或是收割机。我认为，Google X正在构建一个更高的梯子，他们能够达到别人达不到的地方。”没有人知道Google X的员工在什么时候能从梯子上找到些什么，但他们正在这个梯子上不断攀登，至少有些人是的。

四、发明创新

技术是相当凶悍的，需要团队合作和极度耐心才能掌控。但是，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技术还是难以取得成功。这就是为什么创新很困难，让创新走上商业之路难上加难，而开拓创新，并让它走上商业之路（就像Google X期望的那样）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孕育早期科技革命的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和帕洛阿尔托研究所（Xerox parc），在苦苦探索之中学习到的教训。贝尔实验室是二十世纪中期世界领先的科学组织，从1940到1970年，该实验室发明了太阳能电池、激光等一系列高科技，当时美国市场9%的新型通讯专利都归功于它。但是，它并没有让专利走向市场。当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垄断了整个通讯市场，贝尔实验室想要进入通讯市场，可谓非常之难。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贝尔实验室的黄金时代终止了。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另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打下了私人计算机的根基。从鼠标到光标，在从光标到Windows应用，所有这些与计算机有关的一切，几乎都是从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诞生的。然而，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并没有满足于自己几万亿美元的光辉成绩中。1979年，在我们现在说的硅谷，一位二十岁左右的的年轻企业家开始意识到：他能将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计算机，变成集成的台式电脑，这个人就是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

创新者可谓是科技进步历史中的英雄，毕竟他们的鼎鼎大名和品牌Logo现在已经无处不在了，影响力非常之大。然而，除了诸如托马斯·爱迪生爱迪生和埃隆·马斯克这样耳熟能详的名字，大部分的发明家我们都不认识。现在的我们，清楚地记着那些盈利几十亿的初创公司和成就斐然的企业家，却忘却了那些发明家的名字。他们成就了这些初创公司和企业家，他们是无名英雄。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美国本土市场的生产率增长开始减慢，这让经济学家们很困惑。其中之一的解释就是：劳动力正在变老，这就产生了新的垄断。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经济学家约翰·弗纳尔德（John Fernald）曾表示：我们不能阻止创新突破。他指出美国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增长率下滑，但是在1995年到2004年期间却是个例外，因为这个时期，美国经济开始关注信息科技和互联网。弗纳尔德告诉我：“经济出现波动是非常正常的，信息科技浪潮带来了许多丰硕成果，而我们已经摘到了所有唾手可得的果实。”

美国经济持续不断地获取因信息技术突破而带来的福利，即使一些突破已经诞生了将近50年了。但是下一次的科技突破从何而来？联邦研发经费支付正在下降（上世纪六十年代将近12%，现在只有4%左右），一些分析师认为是美国公司填补了这个缺陷。但是公共公司并没有真正投资实验项目，它们的项目经费更加偏重于开发，而不是研究。大约在两年前，美国杜克大学的一项研究调查显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型公司“搬走了很多科研项目”，带来的只是短期创新的成功。

美国科研成果的下滑，隐藏着令人担忧的信号。2015年，麻省理工大学发表了一篇关于过去杰出科学成就的报告，包括宇宙飞船在彗星上的第一次降落，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 particle）的发现，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的创造。但遗憾的是，没有哪一个成就是由美国主导的。前两个是一支欧洲团队十年的成果，而第三个的超级计算机则由中国打造。

麻省理工大学指出：过去几年的商业突破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十几年前的发明创造，其中大部分的发明创造都是源自政府。从2012年到2016年，美国是世界上的首要原油出口国。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水力压裂实验，而水力压裂实验则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石油危机后，美国政府对于钻井技术的投资。而最近新型抗癌药物和治疗方案的诞生，则可追溯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的“抗癌战争（War on Cancer）”。然而，报告指出：美国在超过12个领域的研究正落后于世界，包括机器人、电池和合成生物学。报告作者写到：“随着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美国公司的基础研究实质上变得越来越少，甚至消失了。”

同时，一些研究项目也面临着被美国联邦政府解散的危险。白宫今年的财政支出将18%（58亿美元）用在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其为疾病研究投入大量资金，但解散了气候变化科学项目和美国能源部的分部之一：美国能源高级研究计划署。

川普政府似乎永远都觉得私营企业能更好地带来颠覆经济的科学技术，但这种观点是有悖于历史的。互联网时代的几乎所有部分都依赖于由政府支持的科学家和实验室。电子硬件的基础单元晶体管是由Bell Labs发明，它就是政府垄断的产物。第一代互联网模型也是由美国政府的下属机构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开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的几名科学家从帕洛阿尔托研究所中得到计算机的启发。

《创意工厂，贝尔实验室的历史》（The Idea Factory, a history of Bell Labs）一书的作者乔恩·格特纳（Jon?Gertner）?表示：“今天，我们仍然存在着一种误解，那就是科技的巨大进步来自于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公司。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公司非常擅长将现有的科技突破与用户的需求结合起来，但是这些突破来自于一群好奇的科学家和他们发明的专利，而不是这些急于把技术变现的公司。”从这个层面来说，Google X只关注发明创造的纯粹品质是最值得钦佩的的品质之一。即使它招来了很多非议和批评，它的平静和耐心却最为弥足珍贵。

五、问题，再一次出现

特里萨·阿马比尔（Teresa Amabile）是哈佛商学院教授，同时也是《进步原则》（The Progress Principle）一书的联合作者，她认为，任何从事高风险项目、且获得成功的组织都需要具备五个基本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失败价值”，这是一种意识，认知到“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是学习的机会；第二个特征是心理安全，这也是许多 Google X 员工提到的一个概念；第三个是多样化的背景、观点以及认知风格；第四个，或许也是最复杂的一个，就是要专注于提炼问题，而不是仅仅去解决问题；有时候，可以回过头去看一看，那些组织正在尝试解决的问题，是否真的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都是 Google X 在构建企业文化的时候，自我意识中关注的特征。

第五个特征，是唯一一个 Google X 无法控制的，那就是来自企业总部的财务和业务自主权。这也导致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如果 Google X 不能创造出下一个谷歌，那么其母公司Alphabet 还会支持Google X多长时间？

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是谷歌联合创始人，他们都表达了自己对Google X的深切喜爱。佩奇曾经说过，他的童年英雄之一就是塞尔维亚裔美国人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正是他所做的大量实验，为空调和远程遥控的出现铺平的道路。在2008年的一次采访中，拉里·佩奇说道：“特斯拉是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但这又是一个非常非常悲伤的故事。因为他无法商业化任何东西，所以他几乎没有钱去支持自己的研究。所以，你必须向爱迪生学习，让要你的发明能够真正融入世界；你需要要去生产、去赚钱。”

九年后，当年拉里·佩奇在采访时所说的话似乎是对Google X的一个“反讽”，因为Google X并没有创造出什么营收，所以它更像是特斯拉的实验室，而不是爱迪生的工厂。事实上，笔者从来自硅谷的创业者和学术界所听到的对Google X最多的批评，就是谷歌对它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但至今仍然没有产生出任何一个“重磅炸弹”。

有几项Google X实验已经有效地纳入到了谷歌公司。比如，Google X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代号为“Brain”，现在正在为某些谷歌产品（包括搜索和翻译软件）提供支持。而即将来临的“重磅炸弹”可能暂时会被谷歌隐藏起来：今年五月份，知名投行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告诉投资者，Waymo 是 Google X 孵化了七年的自动驾驶汽车公司，市场价值高达700亿美元，超过了福特和通用汽车。但是无人驾驶汽车的未来——包括他们将如何工作，以及谁将拥有他们——目前还是不确定的。不过，全球汽车市场每年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而Waymo或许代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无人驾驶汽车技术。

不仅如此，Google X 还可能会以一种与自身利润或亏损无关的方式，使其母公司受益。尽管谷歌拥有“可爱且鼓舞人心的吸引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谷歌已经是一家成熟的公司，今年其业务收入可能会超过1000亿美元。谷歌的核心业务增长速度很快，因此也需要大量执行普通工作的销售人员和市场营销人员，例如向保险公司兜售搜索关键字。这些工作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硅谷不断变化的舆论环境，以及大多数人和企业所做的事情之间，依然存在较为突出的差距。Google X给企业内部和外部都发出了一个信号，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仍然在继续他们所创立的理想主义——虽然现在谷歌已经变成了一家广告公司。一些商业领域的学者认为，谷歌对于搜索广告市场的统治是非常全面的，应该被视作为垄断。今年六月份，欧盟对谷歌处以27亿美元的高额反托拉斯法罚款，因为他们认为谷歌正在以牺牲竞争对手的速度推广自己的购物网站。Alphabet公司则自认为是一个仁慈的巨人，可能会尝试使用Google X旗下的更多项目，同时也愿意分享这些项目成功来丰富人类发明，就像AT&T 和贝尔实验室一样。

所有这一切，也意味着 Google X的软利益和理论估值也只能到目前为止了；在某些情况下，Alphabet 公司必须确认 Google X 理论上是存在失败的，同时他们研究的理论、实验和发明是否真的能在实践中应用也尚待验证。在经历了理想主义之后的谷歌，我仍然想知道Google X是否能够继续坚持“登月”项目，因为这样很容易错失产生最有价值产品的创新。我曾问过“登月队长” Astro Teller 一个恶作剧般的问题：想象一下你身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参加一个快速评估会议，有人说他想按照影响力来对每个网页进行拍卖。他会支持这个想法吗？Teller 看穿了我想表达的意思：我指的是PageRank，这个软件最后发展成了如今的谷歌。他说道：“我愿意相信我们最终会继续走下去，去探索‘PageRank’这样的技术，但是，我们也有可能说不。”

紧接着，我又问了他另一个问题：想象一下，假如现在是2003年，一个Google X员工提出数字化大学关系网。很明显，我暗指的是Facebook公司，也是谷歌公司现在数字化广告领域里最大的竞争对手。Teller 表示，他很可能会拒绝这个提议。“我们不会走一条营销硬路径，或者去了解人们如何获得约会和联系，”他停顿了一下，“显然，Facebook公司正在做的就是这些东西。事实上，他们所做的是关于连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真正去解决技术上的困难和挑战。”

Google X兼具了解决重大问题和构建下一个谷歌的双重任务，在Teller看来，这两个目标是紧密一致的。而Facebook公司则是谷歌在广告和财务价值平台领域里的主要竞争对手。Facebook所做的并不是“登月”，恰恰相反，他们是一小步，然后再是另外一小步、一小步地去探索。

对于现代创新态度而言，的确，人们都在追求快速产品迭代和利润，但这恰恰是Google X抗拒的东西。不管是更好还是更糟，对于越来越多的新技术酝酿期而言，它其实是一种欣赏。

约翰·弗纳尔德曾对我说，技术就像是一棵参天大树。但是多年以来种植“创新种子”和收货商业创新的“果实”则需要的完全不同的技能，也常常被不同的组织和企业所掌握。约翰·弗纳尔德说道：“实际上，我并不认为Google X是播种机或是收割机。我认为，Google X正在构建一个更高的梯子，他们能够达到别人达不到的地方。”没有人知道Google X的员工在什么时候能从梯子上找到些什么，但他们正在这个梯子上不断攀登，至少有些人是的。